就在王尚礼领着李定国他们几个从大别山返回谷城，带来铁营重要消息的同时，那大明朝廷也给襄阳的六省总理发了几封加急的公文。
此时这总理衙门的书房内，只见那六省督师余应桂的书案上公文都已经是堆积如山，而这老余正在阅读着一封户部发过来的文书。
在这余老爷的身后摆着一排书架，在那书架的最顶层则是放着一幅用木框装裱起来的字画，上面用行书写着《淡泊名利》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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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老余手里拿着的公文中的内容，主要是户部向余应桂通报朝廷制定的练饷征收方案。
其次则是要求余应桂准备好充足的兵马，在秋收季节配合地方官府镇压那些敢于抗税的刁民，务必要将今年的秋税一分不少的收上来。
本来按照朝廷规制，大明朝的地方督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军务，像这些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的差事是归地方布政使司管的。
但随着这十几年来赋税一年比一年徭役一年比一年多，地方上的局势也随之变的愈发的动荡不安。
在过去官府派几个税吏下乡，便能将钱粮收齐壮丁给拉出来，到后来则是需要地方乡绅的家丁协助才行，而到如今有的地方甚至连民团都不管用了，得需要官府派官兵下乡武力征收。
其原因主要是这崇祯十年朝廷在地方上推行保甲制度，地方乡绅可以利用保甲制度来畜养团丁充当爪牙，但普通百姓中如果出几个有一定号召力的强人，同样也可以利用这个制度来编练民兵结寨自保。
所以这就导致地方上既有乡绅豪强畜养的反动民团，同时也有普通百姓自发组织健康力量，双方之间的数量和实力大致也是五五开，不过乡绅的民团略占上风，毕竟他们有官府在后面撑腰。
这地方民众组织的民兵自然是会拒绝官府摊派的不合理税收，而官府的衙役和乡绅的民团又打不过他们，也就只能派武力强大的官军下乡征税。
可这官军的数量有限不可能放着贼寇不剿去当税吏，且这放任官军下乡祸害的危害性比刁民抗税还要严重，所以这地方官府轻易也不会派官军下乡。
如今大明朝的税收方式大致就是这样的，只要官府打的过的村庄，那就能把钱粮和徭役收上来，打不过那也只能任其抗税。
某种意义上来讲，当前的大明朝地方官府，已经从一个广域政权统治机构，退化为据点型的匪寇组织。
也正因为如此，这大明朝的督抚在地方行政事务上的决定权越来越重，甚至可以说已经是事情程度上的地方行政一二把手。
而原来的一把手布政使则是沦为三把手，就差临门一脚从制度层面上予以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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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崇祯十年的剿饷诏书是四月初向全国颁布的，而具体征收方案的公文则是拖到五六月份才陆续下发到地方官府衙门。
可这回征收练饷朝廷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具体征收方案在四五月份下达，而正式征收的诏书则是拖到六月的下旬才公布全国。
而朝廷之所以这么干，主要是吸取了上回征收剿饷的教训，上回朝廷因为征收诏书发早了，导致上到皇帝下到群臣被天下士民骂翻了天。
更重要是地方上刁民提前得知朝廷要加派饷银，故而也提前组织串联抗税，给地方官府的征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所以这回朝廷学聪明了，提前发公文让地方官府做准备，然后等六月底快到七月秋收那会再发诏书告诉草民要加派，这样一来刁民们也来不及在勾结到一块耍花招。
即使加派的消息被泄露出去朝廷官府也不担心，到时候抓几个传“谣言”的刁民狠狠的收拾一顿，剩下的刁民那不信也得信。
这招属于是典型的“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大明朝君臣这点聪明劲全都使在老百姓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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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余应桂看完户部的这封加派公文后，气的那是满脸通红直接抄起书案上的茶杯，啪的一声狠狠的往地上一摔！
这余应桂摔茶杯的动静惊动在书房内角落里处理文书的师爷，这师爷见状上前一脸赔笑的对那余应桂说道：“老爷息怒，什么事值得您这般大动肝火。”
随后这师爷招手示意那在门外伺候的杂役，进来把这地面的瓷器碎片收拾一下，将地面打扫干净。
几个杂役刚走进来这余应桂摆手对其示意道：“不必了，待会再收拾吧。”几个杂役见状也就从书房内退了出去，并很识趣的将房门给带上了。
待这几个杂役走后，那余应桂便将手中的户部公文递给师爷道：“你来瞧瞧这个吧！”
师爷接过余应桂手中的公文粗略的扫了一眼，然后这师爷的脸色也同样是绷不住，非常无语的说道：“这不是瞎胡闹吗？！”
“如今这大明朝都已经是这般田地，还要再继续加税，穷鬼的油水都榨光了，哪还有钱粮可以收？！”
那余应桂听后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