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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九点，基金会临时办公室。
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浅灰色的地毯上切割出明暗相间的条纹。空气里有新家具淡淡的木料味，混合着打印机墨粉的微涩气息。伍馨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前，面前摊开三份厚厚的项目申请书。
这是她今天要审阅的第三批申请。
没有了系统那种近乎神启的“预知”，她必须逐字逐句地阅读这些文字，从字里行间捕捉创作者的真诚、才华与潜力。她的手指划过纸页，发出沙沙的轻响。偶尔她会停下来，拿起手边的红色水笔，在某个段落旁写下批注——字迹工整，措辞谨慎。
“剧本结构完整，但人物动机略显单薄，建议增加前史铺垫。”
“预算明细中，场景搭建费用占比过高，可考虑实景拍摄降低成本。”
“导演阐述部分情感真挚，但执行方案不够具体。”
她的笔尖在纸上停留，目光落在申请者简历那一栏：二十六岁，电影学院毕业三年，拍过两部短片，一部入围过大学生电影节，另一部在视频平台点击量不足五万。简历照片上的年轻人眼神清澈，笑容里带着尚未被磨平的锐气。
伍馨闭上眼睛。
如果是以前，系统会立刻给出评估：“商业潜力：C级。建议：不予支持。”冰冷的数据，不容置疑的判断。但现在，她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她想起自己刚入行时的样子，也是这样抱着一沓剧本到处碰壁，被拒绝的理由千奇百怪——“太文艺了”“市场不接受”“没有流量明星”。
她睁开眼，在评审意见栏写下：“建议进入第二轮面试，重点考察执行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
批注写完，她端起手边的马克杯。杯里的红茶已经凉了，入口微涩，但茶香还在舌尖萦绕。她放下杯子，看向窗外——楼下街道上行人匆匆，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散去，城市进入了一天中相对平静的时段。
办公室门被轻轻敲响。
“请进。”
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推门进来，手里抱着一个文件夹。她是基金会新招聘的行政助理小杨，刚大学毕业一年，做事认真，眼里有光。
“馨姐，这是下午要见的两位年轻导演的资料。”小杨把文件夹放在桌上，“还有，王姐说十点半有个视频会议，是和‘青创计划’那边的合作对接。”
“好，我知道了。”伍馨接过文件夹，翻开第一页。
照片上是个短发女孩，二十二岁，纪录片专业。作品列表里只有一部毕业作品，拍摄的是老家小镇上最后一位手工制伞匠人的故事。片长四十五分钟，画质粗糙，但镜头语言里有种笨拙的真诚。
“她约的是几点？”
“下午两点。”小杨说，“她说坐高铁过来，大概一点半能到楼下。”
伍馨点点头：“会议室留出来，准备点茶水。她大老远跑来，别让人家觉得我们摆架子。”
“明白。”
小杨离开后，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伍馨继续翻阅资料，阳光在她手背上移动，温度一点点升高。她忽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那是她最近开始用的，专门记录没有系统辅助后的决策过程。
翻开最新一页，上面写着：
“3月15日，审阅项目申请7份，通过初筛3份。依据：1.作品完整性；2.创作者表达欲；3.预算合理性。存疑：如何平衡艺术价值与传播性？需与王姐讨论。”
“3月16日，接洽公益代言1个（儿童阅读推广）。团队评估：品牌调性契合，但合作方要求年度曝光次数过高，可能影响基金会独立性。暂缓。”
“3月17日，与李浩通话，《春晓·新生》剧本第三稿修改完成。建议：增加女主角职场线细节，增强现实感。”
笔迹工整，条理清晰。每一条后面都附有简单的思考过程，有时还会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出待解决的问题。这个本子越来越厚，记录着她从依赖“预知”到依靠“思考”的转变轨迹。
十点二十五分，伍馨起身走向会议室。
视频设备已经调试好，屏幕上显示着“青创计划”的logo——一个抽象的发芽图形。王姐坐在会议桌另一端，正在翻看合作方案。她今天穿了一套深蓝色的西装套裙，头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耳垂上戴着一对小巧的珍珠耳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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