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王大帅即使敢把要事交给二人处理，这二人也未必敢接，因为这近臣干政向来是政治上的大忌。

    铁营这套行政制度与明朝截然不同，明朝因外朝废除宰相故而外轻内重，权力转移到了内朝的司礼监和内阁的身上。

    而铁营政权的外朝可是有一个中军司总领全营的军政事务，王铁帅帐内的近臣要是敢在大政方针上指手画脚，那中军司的三个长官不把这两个家伙搞死才怪。

    虽然内朝官僚外朝化，外朝官僚虚无化，是历朝历代政治进程的趋势，但这个趋势恐怕在王大帅的有生之年是很难演进的。

    毕竟王大帅的“外朝官”可都是功勋彪炳的虎狼之辈，想从他们的手中夺权可没那么容易，王大帅想玩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把戏，搞不好是会引火烧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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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铁手中这两份呈报的内容都涉及到铁营现行的军事体制，因为这大别山之役对铁营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促使铁营在军事制度上需要做出一定的改变。

    其中改大营为小营的那份呈报，是军务曹发现大别山之役铁营的营级部队，因编制臃肿庞大难以灵活调度，经常出现协统因作战需求越级指挥营以下的部司官的现象。

    在大别山之役中周兵就多次给各营主将下令命其分兵作战，故而军务曹才认为应缩小营级部队的编制，让上级军事部门的指挥调度更加的灵活，不必越级指挥耽误事。

    军务曹缩小营级部队编制的想法，并非是要放弃大兵团作战的军事理念，相反是要强化在大兵团作战上的指挥机制稳定性。

    在铁营现行的军事编制下，一个协有五千兵马 一个营就占了两千人，而协统的直属武装力量才一千人，远低于营级军官所能掌控的武装力量。

    也正因为如此铁营的军事体系中出现了“虚协实营”的弊端，这个弊端在大别山之役中也暴露出来了，经常出现有协统和营统因军事策略不合从而闹矛盾的情况。

    就比如在大别山之役的初期大溃败阶段，刘体纯主张拒险而守以逸待劳，而他手下的郝摇旗则是认为应该主动出击。

    这也亏得郝摇旗听劝没有乱来，要是郝摇旗不顾刘体纯的军令，擅自出击将前些超过三分之一的兵马给葬送掉，那大别山之役的胜负还很难说。

    这营级军官拥有的兵力过多，也就导致协统只能依靠个人威望约束这些营官，一旦换上威望略有不足的弟兄上来当协统，那他手下的营官未必会如同郝摇旗那般听劝。

    就比如现左协的协统胡正聪，以他的威望很那压制曾经跟他平起平坐的周智还有周兵的干儿子周方，万一左协遇到紧急突发情况，这左协的三个高级军官必然会爆发激烈的冲突，从而导致出现严重的损失。

    鉴于这些情况，军务曹认为铁营应当对现行的军事体制做出一定的改变，弱化营级部队增强协部的实力，避免在将来出现不可言语之事。

    但这方面改革那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大，不是开一两个会发几份公文就能解决的，所以军务曹的几个长官只是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让王大帅心里对这方面有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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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封改马军为步军的呈报，则是铁营已经在实施的计划方案，是军务曹在推行过程中给王大帅提交的进度报告。

    大别山之役铁营的军用牲畜损失过大，再加上铁营的资源获取途径已经开始转型不再对外劫掠，所以削减各部队的军用牲畜持有数量减少开支也是顺其自然之事。

    铁营在战前是马步军比例是马七步三，战后则锐减到了马步各半，而如今则是削减到了马三步七，与官军的野战部队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这些被削减的军用牲畜倒也没有杀了吃肉，而是转给后勤部队使用省点粮草，加强铁营的后勤转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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