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星更加狠厉一些,李佑恭叫潘季驯回到京师的时候,他就看出来了,李如松的捷报说的是马匪,其实就是俺答汗旧部,只是冠以马匪的名号罢了,不服王化即为马匪。潘季驯的仁,和刘东星的狠,都没错,因为时间不同。潘季驯去的时候,大明刚刚征伐归化城,俘虏了俺答汗,那时候,对于边民而言,接受大明的统治,依旧惶恐不安,他们不知道朝廷会怎么对待他们,这就需要仁政,需要去筛选,自万历九年开始,选择就开始了。愿意圈养、屯耕、心慕王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融入大明、认可一个大明皆为王臣之人,逐渐安定了下来,而那些心怀大元荣光,甚至想要再次劫掠京畿的反贼们,聚集在了一起。这个筛选非常的漫长,长达十数年之久,经过了十数年的王化,大明朝廷证明了,王化的确可以带领万民走向更加安稳的生活,不必畏惧白毛风,不必畏惧草原的豺狼虎豹、不必畏惧马匪,得以安居乐业。剩下的这些反贼,就需要刘东星的狠了,这些反贼,已无王化的可能,杀掉和阉掉,送往鲜卑草原修路,就是唯一的结果。朱翊钧在安国公府和戚继光一起用了午膳,而后回到了通和宫,开始了上磨。而他看的第一本奏疏,就是侯于赵的奏疏,这本奏疏很长很长,系统性的梳理了大明朝廷和势要豪右、新兴富商巨贾之间的根本矛盾,因为这个根本矛盾的存在,大明朝廷必须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即拥有随时可以将其全部消灭的能力。朱翊钧认真地看完了这本奏疏,当看到尾页有申时行的名字时,朱翊钧完全确定了申时行就是因为参与到了夺嫡之争,引起了张居正的反感,并不是反贼,更不是刺杀四皇子的元凶之一。申时行支持太子,老四对太子的威胁很大,因为老四的妖孽,太子偶尔会因为过于急迫犯错,那么将老四干掉,保证太子的位置稳固,对于太子太傅而言,是个很好的选择。皇帝有过这样的怀疑,即便是番子、缇骑轮番上阵,最终也没有查到刺杀四皇子和申时行有什么关系,但皇帝心里仍然有个小小的疑惑,申时行真的不是申贼,此人真的忠诚吗?现在,朱翊钧打消了这个疑虑,因为侯于赵这本奏疏,根本就是一本掌握了大量生产资料的势要豪右、富商巨贾的檄文,而申时行在上面签了字,这就是忠诚。权力要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这是万历大思辨中已经讲烂的内容,大明朝廷要对大明万民负责,因为皇帝、朝廷的权力来源于万民,不对万民负责,会被万民所推翻;而势要豪右、富商巨贾他们效忠的对象,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大明万民,他们昨天、今天、明天,都只会完全效忠于金钱。势要豪右、富商巨贾这两个集体,他们是天然的金钱代理人。而金钱对代理人的天然要求就是:实现最大化增殖、最快繁衍,以最快速度增加金钱,如果慢于他人,那么金钱就会立刻转移到他人的手中。为了最大化的增殖,金钱的代理人,就必须抛弃一切不符合这一要求的价值观、道德观。这就诞生了根本性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从两个方面诞生。第一是分配,朝廷必须要让南粮银北上,让北煤南下,为了弥补大明各地发展不均衡就要对内陆地区进行转移性质的大笔投入,比如开封到嘉峪关的驰道、绥远驰道、京吉驰道;朝廷在做分配时,就必须偏向占据多数的穷民苦力,而非势要豪右。比如丁亥学制、薪裁所,比如让穷民苦力都变成中人之家的叙事,大明朝万万年?大明朝亿亿年!能吃饱饭,谁愿意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朝廷的甲兵作对?而势要豪右、富商巨贾认为自己花费了大笔的金钱,开办工坊、机械工坊,应该在生产端占据主要的分配,而出海搏命地获得了财富,朝廷却轻而易举的拿走,分配给了穷民苦力,白花花的银子,都散给了穷人,这不是作孽吗?势豪、商贾会这么想,非常的正常,因为他们认为承担了更多额外的风险,而不是更加认可劳动赋予了自然价值这一叙事,因为金钱催逼他们抛弃这一叙事,抛弃道德。一个简明扼要的例子,松江府薪裁所和势豪、商行爆发了巨大的矛盾冲突。在六月份的时候,薪裁所用尽了手段,不允许松江府各大工坊无限制的辞退匠人,甚至明文规定,每年辞退匠人的数量不得超过10%,如果高于这一数字,要面临天价罚单,还要接受稽税院的稽查。一台升平十一号铁马,可以取代320名织工,也可以取代410名织娘,取代650名码头的力役,而部分棉纺花费重金采买铁马之后,立刻下令辞退匠人,可以说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的催逼匠人离开,甚至不肯支付本该支付的劳动报酬。这就是分配上的根本矛盾。除了分配之外,就是在技术进步上的投入。这一点,朝廷投入巨大,格物院、皇家理工学堂、十八所大学堂、官厂工匠学堂、提高匠人地位的五级工匠制度、大工匠在官场的特殊地位、工盟、匠人大会、匠人万家园居所,对技术进步做出巨大的匠人颁发崇古奖等等,付出了极大的经济成本之外,还额外付出了行政成本。可是金钱催逼代理人,必须要不断地收获金钱,在残酷的竞争中获胜,这就意味着金钱,天然排斥任何‘不赚钱’的买卖,或者说短期内无法变现的产业,这种追求利润的催逼,注定民坊不会也不能像朝廷这样投入。经营民坊的‘掌柜’必须要对‘东家'们的盈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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