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高度关注池州府案情的进展,这涉及到了一条鞭法这个长策的推行,但皇帝并没有找到反贼,属于传统的央地博弈的范畴,朝廷有朝廷的政策,地方有地方的烦恼。朝廷顾虑天变,地方则是田赋减免后府库亏空,想要开源,不想节流,多种矛盾总和之后,才制造出了这个案子,算是万历维新,大踏步向前的杂音。“啧啧,果不其然,军事胜利,才是最大的权谋。”朱翊钧拿起了沈鲤的一本奏疏,礼部主持的学政反腐终于得以推进,阻力开始逐渐消失。当然是因为皇帝要掀桌子,吓坏了一些胆小的人,出现了内讧,胆小的举报胆大的,胆大的变得孤立无援。但沈鲤表示,其实还是熊廷弼在小田原城打赢了之后,这些人才真的失去了最后一股心力。因为皇帝真的能带着大明军打赢,只要能打赢,就一定会有人愿意押上自己的脑袋,来执行皇帝的圣旨,而具体到学政反腐这件事上,就是稽税是骑越权去查账。越权,古今中外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但皇帝能赢,执行皇帝的命令,就是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有一次戚继光和皇帝谈论政,也谈到了一个观点,即便是皇帝的军事天赋极高,采取稳健的三板斧策略,仍然是大明当下的最优解,因为稳健,朝廷在动武之前,已立于不败之地,那戎政一切都会顺利。其实万历维新的逻辑一直没有变过,和汉武帝当初如出一辙,汉武帝利用卫青、霍去病对匈奴作战的军事胜利,来压制内部的反对势力,深度推行改革,奠定了中华帝国的政治、思想、军事根基。朱翊钧的做法如出一辙,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能赢,不能输,输一次,被压制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历史总是在重复,每次重复都押着相同的韵脚,但实际上的本质,却不尽相同。学政的问题,比皇帝想的要大得多,倒不是贪腐现象超过了皇帝的想象,贪腐的规模并没有超过朝廷的预期,甚至大学堂里,大部分都是好人,蛀虫还是少数,这也是朝廷能够反腐的前提。眼下大明学政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老问题,学阀。大学堂里超过四成都是势要豪右、乡贤缙绅的子弟,这四成势豪子弟的占比实在是太大了,大明当下,势要豪右不过八千户,乡贤缙绅不超过十万户,在大明五千万户中,只有区区的2%,但这些食利者子弟,占据了足足四成的名额。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肯满足,通过各种手段,希望恢复举孝廉,完全独占这一阶级流动的渠道。沈鲤提供了两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考察出身,限定出身比例,人为的降低势豪子弟的占比,将其严格限制在2%左右,这就是当初南北榜案的解决方案,南北榜案后,大明将进士录用分为了南北中三榜,形成了额员制这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这套办法,并不能真正的阻拦食利者,食利者拿出的办法就是附籍制,明明是江南人在江南读书,等到考举人的时候,才会到自己附籍的地方参加考试。张冠李戴,是一种必然。第二个办法,暂停大学堂的考试,将丁亥学制的重心放在三级学堂和师范学堂之上,大力推行普及教育之后,等到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成就,再重开大学堂。但是,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暂停,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也有可能是永久,一如仁宣年间关闭了许多的造船厂,没人会想到,这一关就是一百七十年。而且,大明急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关闭大学堂,为教育公平让步,导致人才上的短缺,也是大明上下所无法承受的。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朱翊钧选择了“或”,他没有采用任何一种办法,而是打算维持现状。朱翊钧是个非常现实的人,他秉持一个观念,那就是世界是物质的,公平和公正,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提升,不适合当下时代的公平,并不是公平。大明需要人才来提升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矛盾相继之下,这个问题会得到极大的缓解,丁亥学制普及教育的主要矛盾,还是防止·举孝廉’的发生。举孝廉,身份高的人只需要让个梨就是孝顺了,而身份低的人,得活埋了自己的亲儿子。科举制相对举孝廉是进步的,丁亥学制、普及教育,相比科举制是进步的,真正实现教育公平,需要生产力的提升,物质的大丰富去实现。皇帝朱批过的奏疏回到了礼部,沈鲤拿到了皇帝的朱批,略显意外,两个办法,陛下一个都没选。按照陛下一贯的决绝,陛下很有可能选择第二种办法,暂时关闭大学堂,这也是沈鲤最担心的一点,他在奏疏里,反复强调了这种方法的弊端,第二种办法还会造成一个十分恶劣的后果,人才的断代。所有产业都有其连续性,大明曾吃过这个亏,在万历维新初期,连三桅夹板舰都造不出来的窘迫,就是人才断代的直观影响。沈鋰更倾向于第一种办法,额员制,不过从过去的南北中三榜额员制度,转为以阶级区分的额员制。但陛下选择维持现状,这是对现实的妥协,更是服务大明的整体战略,大明当下的总体战略,是赢得大航海的胜利,开拓事业需要太多太多的人才了。“少宗伯,四夷馆那边,那群番夷使者要看紧了。”沈鲤将奏疏递给司务留档,看向了王士性,郑重地提醒王士性,不要出任何的差错。最近松江府都在传闻,番夷使者闹着要见陛下,打算到晏清宫请愿,而请愿的内容也非常简单,西洋商盟的海洋法庭,更加直白的讲,这些番夷想给自己找个牧羊人。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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