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大宗伯的这次交锋,并没有几个人知晓,因为连负责写起居注的袁可立,没有履行自己作为史官的职能,记录下这一切,因为袁可立不是单纯的史官,他只是观政,而后在某个合适的时间,外放做官。对于皇帝想要采信王谦的毒计,袁可立非常理解,因为万历开海后,大明朝一直在寻找一条符合大明政治逻辑的低成本开拓办法,高道德、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开拓方式,这就是个不可能三角。而王谦给出的策论,似乎在高道德、低成本、高效率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当然,对于大宗伯的反对,袁可立也非常的理解,大宗伯反对皇帝采用王谦的策论,给出了五条反对意见,皇帝一条都反驳不了,因为大宗伯不是危言耸听,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一旦明火执仗的做,这些手段,立刻会用到大明人身上,而且变本加厉。穷民苦力生生世世都是穷民苦力,势要豪右永永远远是势要豪右,当阶级高度固化的时候,就是权力彻底虚无的时刻,因为整个社会都失去了活力,整个社会都是暮气沉沉,死亡就是唯一的答案。袁可立发现,所有的政务,两难自解就已经很难了,既要、又要、还要,除了骗子之外,无人可以满足。在大宗伯离开之后,皇帝陛下继续处理着来自大明四方的奏疏,随着社会复杂度增加,奏疏也越来越多,皇帝也对需要亲自处理的奏疏,做了减法,这种减法,自申时行当国之后,就一直在持续着。袁可立拿出了一本早就写好的奏疏,等到陛下处理完今天的奏疏时,他站了起来,来到了皇帝面前,俯首说道:“臣有奏疏呈送。”“哦?”朱翊钧非常感兴趣的拿来了袁可立的奏疏,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因为袁可立这本奏疏的题目就六个字《再论克终之难》,他看完了袁可立的奏疏后,面色变得非常严肃了起来。一个君王,往往年轻的时候,英明神武,锐意进取,可到了晚年,往往会变得昏聩,克终之难张居正讲了无数次,这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袁可立的奏疏,从三个角度去讨论了克终之难的必然性,这是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权力对私欲的放大、权力对信息的阻塞、权力会让人们遗忘,忘掉自己来时的路,忘记初心,忘记权力的来源,忘记需要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放大、阻塞、遗忘,并非单独出现,而是一起出现,一起作用,最终导致克终之难的爆发。“权力对人的异化,你这篇奏疏很好,朕打算一字不改,转发邸报。”朱翊钧高度认可了袁可立的奏疏,并且以皇帝的名义进行转发,刊行天下。袁可立一听,打了一个激灵说道:“这...陛下,能不能隐去臣的名讳?”“怎么,当着朕的面,说朕日后一定会变得昏聩,你有这份胆量,却没有胆量,接受天下士林的口诛笔伐吗?”朱翊钧露出了笑容问道。奏疏的主要内容,是权力的异化,只不过是以皇帝为样本而已。“陛下是讲道理的好人,官僚被戳中了心事,只会恼羞成怒。”袁可立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陛下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他敢对着陛下指手画脚,以皇帝为样本去写社论,甚至捣鼓出一个皇帝必然会昏聩的结论,但他不敢面对百官们对他的攻讦。他现在羽翼未丰,还没有外放做官,他还要一步步的走到最高,到那个时候,他就不畏惧这些攻讦了。“行,朕答应你,隐去你的名讳,等日后,你再次站在文华殿的时候,朕再以你的名字,再发一次。”朱翊钧听闻袁可立说实话,立刻准许了他的请求,不就是代臣子挨骂吗?这种事,朱翊钧干得多了。这是一份总结,万历维新二十六年,权力异化大思辨的总结。万历维新二十六年,大思辨有三个对异化的讨论,权力、宗教、金钱对人的异化,而这里面,宗教,金钱对人的异化,讨论的已经非常深入了。可是对权力如何将人异化,所有人都有些结舌,结舌的原因也简单,因为这是对统治阶级最直截了当的冲锋。大明的统治阶级是世袭官和官选官,这一点,几千年历史从未改变,肉眼可见的历史长河,也不会有太大的,太剧烈的变化。尤其是大明在经历了维新之后,一切欣欣向荣的当下,更难对这些“功臣们进行冲锋了。袁可立不怕皇帝这个具体的人,他怕整个统治阶级对他的警惕,排挤和打压,这种普遍的阶级默契,是他这个中书舍人决计无法承受的。“陛下,臣请旨前往吉林府。”袁可立见陛下答应了下来,请命前往吉林府,外放做官,只不过他请求去的地方,是苦寒之地,吉林还在开拓。朱翊钧犹豫了下说道:“那边太苦了,当初叶向高要去,朕也说了相同的话,可以在江南选一个,这次京营倾巢而出翻旧账,会空出很多的位置来,江南比吉林好太多了。”叶向高去吉林时,朱翊钧也曾劝阻,他当时也是有其他选择的。“袁舍人啊,朕真的是为你好,这一首诗是叶向高写的《吉林行》,朕今日送与你,还是在江南吧。”朱翊钧让张诚拿来了一本诗集,从里面找到了《吉林行》,让袁可立品鉴。风刀日日剜骨缝,割尽江南梦里春;留得此身如铁铸,好教七魄作关魂。吉林的风,是淬了冰的刃,总是能找准骨节的缝儿,钉下透骨的钉,冷入骨髓,如同剜骨,每一次的寒风,都能让诗人梦见江南的无限春光和美好,但每每都要被寒风所惊醒。叶向高不后悔,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留着如同铁打一样的身躯,哪怕是死在了边关,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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