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的季节，最适合眯着眼睛在院子里晒太阳，躺在摇椅上，感受着春风从耳畔吹过，昏昏欲睡。陆泽将家里的摇椅搬到院子里，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闭目养神，懒洋洋地享受着假期的惬意。直到耳畔...陆红星当晚就去了车厢连接处，老瞎子照例盘腿坐着，怀里抱着半截枯枝似的旧竹杖，耳朵却已微微侧向来人方向——脚步声未至，他便先开口：“老陆？你这鞋底磨得比前两天还轻，是换新胶底了？”陆红星一愣，随即笑着蹲下：“您这耳朵真成精了。胶底没换，是我放轻了步子，怕惊着您。”“惊不着。”老瞎子咧嘴一笑，露出几颗黄牙，“我这身子骨比铁轨还硬，火车震三震都不晃。倒是你们这些后生，心比纸薄，风一吹就皱。”陆红星没接这话，从怀里摸出一包热乎的烤红薯，剥开油纸，递过去：“刚在餐车顺的，炉子上煨着，甜得很。”老瞎子没伸手，只嗅了嗅，鼻翼翕动两下，忽然道：“有糖霜味儿，是加了红糖熬的？”“您尝一口就知道。”老瞎子这才接过，指尖在滚烫的薯肉上轻轻一按，又凑近闻了闻，才掰开一小块送进嘴里。他嚼得很慢，腮帮子缓缓地动，眼睛虽闭着，可整张脸却像被那点温甜熨帖开了，皱纹都舒展了些。陆红星望着他，喉头微动，终于开口：“叔，今儿我想跟您说个正经事。”老瞎子没应声，只是把剩下半块红薯搁在膝头，用竹杖尖点了点地面，像敲鼓，也像叩问。“您在这趟车上，三十一年零四个月，对吧？”陆红星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我翻过老台账，您最早一次被记名，是八三年冬，车次142次，从哈尔滨南站混上来，被当时的乘警长李大锤揪住衣领拖下车——结果您扒着车门缝，硬是等列车开出站台五十米，跳下来时摔断了左手小指，也没松手。”老瞎子喉结滚了滚，没说话。“后来您年年上，月月来，站里给您建了‘特殊人员档案’，编号‘盲07’，备注写着——‘无户籍、无身份证、无直系亲属，疑似拐卖案关联人，建议重点关注’。”陆红星顿了顿，从兜里掏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边角已毛糙卷曲，上面是两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站在绿皮车厢门口，一个戴眼镜，一个扎羊角辫，手里各举着半根玉米棒子，笑得见牙不见眼。“这是您闺女小满，七岁，八五年六月十八号，在咱们这趟车的十二号车厢丢的。那天她穿着红布鞋，左脚鞋带断了一根，您给她系了蝴蝶结。您还记得吗？”老瞎子的手突然抖了一下，红薯渣簌簌掉在裤子上。他没去擦，只是把竹杖往地上一杵，整个人绷得像拉满的弓弦，嘴唇无声地翕动了几下，像是在念一个名字，又像在吞咽什么极苦的东西。“您找她找了三十一载。”陆红星的声音哑了，“走遍全国十九个省，坐烂七十三双布鞋，磨平五副竹杖，光是咱们局里存档的协查通报，摞起来比您人还高。您不是赖在这车上不走，您是在等——等哪天车门一开，她拎着行李箱，喊您一声‘爸’。”老瞎子终于抬起了头。那双浑浊灰白的眼睛望向虚空，仿佛真能穿透黑暗，看见某扇徐徐开启的车门。“我……记得。”他嗓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她丢那天，车厢顶灯忽明忽暗，像打摆子。她攥着我手指，说‘爸，灯害怕’。我哄她，说灯不害怕，是咱家小满太亮了，把它晃晕喽……”话没说完，他猛地咳嗽起来，佝偻着背，肩膀剧烈耸动，咳得整个车厢连接处都跟着震。陆红星没去扶，只默默把水壶拧开，递到他嘴边。老瞎子灌了几口，喘息渐平，忽然问：“那孩子……还活着吗？”陆红星没答。他没法答。当年所有线索都在跨省拐卖链条中断裂，公安系统里至今挂着“失踪未破”四个字，像一道永不结痂的疤。他只把照片轻轻放在老瞎子摊开的掌心，指尖拂过那模糊的笑脸：“她要是活着，现在该三十八了。兴许也当妈了，兴许……也坐过这趟车。”老瞎子把照片贴在胸口，闭着眼，很久很久。第二天清晨，天光刚透出青灰，陆泽照例巡至连接处，却见老瞎子端坐在原地，衣襟齐整，头发用一根蓝布条仔细束在脑后，竹杖横放膝上，像一柄收鞘的老刀。他听见脚步声，头也不偏：“小陆啊。”“嗯，老先生早。”“我昨儿想了一宿。”老瞎子慢慢道，“我赖在这车上，不是为躲事儿，是为守着。守着她可能回来的路，也守着我自己这条命——人一闲下来，就容易忘了她长啥样，忘了她说话咋带颤音儿。”陆泽安静听着，没插话。“可昨儿老陆跟我说，守着守着，人就真成包袱了。”老瞎子嘴角扯了扯，“说我昨儿夜里咳血，痰里带黑丝，肺里像塞了团陈年棉絮。他还说，上个月我磕破膝盖，自己拿抹布裹了三天，化脓流黄水都没吭声。”陆泽心头一沉。“我不怕死。”老瞎子声音忽然清亮起来，“可我怕死前最后一眼，没瞅见她。”他顿了顿，把竹杖竖起，用枯瘦的手指一节节敲着杖身：“所以，我答应你们那个法子。”陆泽怔住。“编外……随车员？”老瞎子哼笑一声，“听着新鲜。不过我有个条件。”“您说。”“不发工资，不配制服，不占编制。”老瞎子抬起脸，空洞的眼窝直直“盯”着陆泽，“但我要一间铺位——不是行李架底下，也不是乘务员休息室角落。我要十二号车厢最靠窗那张下铺，就是……小满丢的那节。”陆泽喉头微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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