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全峰看了账目——去年亏损二百万，今年一季度又亏了五十万。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了。
“周厂长，如果我买下这个厂，工人们怎么办？”
“您……您愿意接收？”周厂长眼睛亮了，“我们厂二百三十七个工人，都是熟练工，很多是建厂时的元老……”
“全部接收。”卓全峰说，“工资按原标准，一个月内补发拖欠的工资。但我有个条件——打破铁饭碗，能者上，庸者下。”
“行！行！只要给工人们饭吃，怎么都行！”
考察完，卓全峰心里有底了。这个厂，值！
但钱还是问题。晚上，他给胡玲玲打电话。
“玲玲，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他把情况说了。胡玲玲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他爹，信托里的钱，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我知道。”卓全峰声音低沉，“但这个机会，千载难逢。电子行业，未来十年会大爆发。现在入场，五年后，可能赚十倍、百倍。孩子们的教育、生活，会更有保障。”
“万一……万一赔了呢？”
“赔了……”卓全峰顿了顿，“赔了，我打工还债，不会影响你和孩子们的生活。但玲玲，我相信我的判断。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抓住过山货出口，抓住过房地产，都对了。这次，也会对。”
电话那头，胡玲玲又沉默了。良久，她说：“他爹，我信你。钱，你拿去用。但你要答应我——一定小心，别太冒险。”
“我答应你。”
挂了电话，卓全峰眼圈红了。他知道，妻子这是把全家人的未来，都押在他身上了。
有了钱，谈判顺利。四月二十五日，正式签约。兴安集团以五百万的价格，收购深圳电子元件厂百分之七十的股权，剩余百分之三十由职工持股。
签约仪式上，卓全峰宣布：“第一，补发所有拖欠工资，三天内到账；第二，更新设备，投资二百万，引进新的生产线；第三，开发新产品，重点向电脑配件、通讯设备配件转型；第四，开拓国际市场，利用现有的出口许可，把产品卖到国外。”
工人们掌声雷动。很多老工人热泪盈眶——厂子，保住了！
但困难才刚刚开始。
五月，卓全峰亲自在深圳蹲了一个月。他发现，问题比他想的严重——设备老化，产品落后，管理混乱，市场萎缩。
“必须改革。”他对新任厂长（原来的周厂长留任，但卓全峰派了李明去当副厂长，负责管理）说，“第一，精简机构，行政人员减少一半；第二，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第三，建立研发部，开发新产品。”
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有些老工人不适应，闹情绪。
“我们干了二十年，都是这么干的，凭啥改？”
“计件工资？那我们年纪大的，手脚慢的，不是吃亏吗？”
卓全峰召开全厂大会：“工友们，我知道大家有意见。但你们想想——厂子为什么亏损？因为产品卖不出去。为什么卖不出去？因为质量差，价格高，款式老。不改，厂子还得黄，大家还得下岗。改了，可能辛苦点，但厂子活了，大家有饭吃，有钱挣！”
他拿出一个新样品——一个电路板，比厂里原来生产的薄一半，性能好一倍。“这是台湾的最新款式，咱们研发部正在仿制。做出来了，一个卖五十，利润三十。咱们一个月做一万个，就是三十万利润！大家算算，能发多少奖金？”
工人们算账了。一个月三十万利润，每人能多拿几百奖金！这比什么都管用。
改革推行。阵痛是有的，但效果很快显现。六月，新生产线安装完毕；七月，新电路板试制成功；八月，接到第一笔订单——深圳一家电脑公司，订购五千个电路板，单价四十五。
“成了！”栓柱激动得直搓手。
但这只是开始。更大的机会来了。
九月，卓全峰去广州参加“秋交会”。在电子展区，他看到一个摊位围满了人——是深圳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叫“华为”，展示的是程控交换机。
卓全峰挤进去看。工作人员在演示——一台机器，能接几十部电话，还能转接、录音、留言。这在当时，是高科技。
“这个机器，多少钱？”他问。
“一套十万。”工作人员说。
“能看看内部结构吗？”
“抱歉，技术保密。”
卓全峰没再问，但心里记住了。他注意到，这台机器的很多元件，就是电阻、电容、电路板——正是他们厂能生产的！
回到深圳，他立刻召开会议。
“同志们，我发现了新机会——通讯设备。现在装电话难，一个家庭等半年都装不上。为什么？交换机不够。未来几年，通讯行业会大发展。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为华为、中兴这些公司做配套。”
“可人家……能用咱们的产品吗？”李明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