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全峰靠在床头，抽着烟——广州买的“红双喜”，两块钱一包，比东北的烟贵，但味道淡。他慢慢说：“挣钱是肯定的。但咱们不能光倒卖，得学人家的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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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门道？”
“你们发现没有，广州这些摊主，很多都是‘前后后厂’。”卓全峰分析，“前面是摊位，后面是小工厂或者加工作坊。自己生产，自己销售，利润最大。咱们合作社也可以学——在广州设个点，直接从厂家进货，甚至委托加工，贴上咱们‘兴安’的牌子，再卖回东北。”
“在广州设点？”孙小海愣了，“那得投多少钱？”
“不用太多。”卓全峰已经想好了，“租个小门面，请个本地人帮忙。咱们定期来进货、对账。等做大了，再扩大。”
“那……咱们现在进啥货？”
“先小规模试试。”卓全峰掐灭烟，“电子表进五百只，牛仔裤进两百条，录音机进二十台，计算器进一百个。海参进五十斤。总成本大概……五千左右。运回东北，能卖一万五，净挣一万。”
“一万！”孙小海和王建军都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累死累活干一年，也就挣这么多。这一趟就能挣出来？
“但有个问题。”卓全峰严肃起来，“运输。这么多货，怎么运回去？火车托运查得严，要是被扣了，血本无归。”
“那咋办？”
“找关系。”卓全峰说，“周记者给介绍了一个人，在铁路货运处工作，广州人。明天我去找他，看能不能帮忙。”
第四天，卓全峰独自去了铁路货运处。接待他的是个姓陈的主任，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周记者介绍来的？坐。”陈主任给他倒茶，“你们要托运什么？”
“一些电子产品，服装，海鲜干货。”卓全峰实话实说，“量不大，但怕路上检查。”
陈主任笑了：“现在改革开放，允许个体户做生意。只要不是违禁品，正常托运没问题。不过——”他压低声音，“要是想少交点税，我倒是可以帮忙。但得打点一下。”
“怎么打点？”
“货值的百分之五。”陈主任说，“我保证一路畅通，到站有人接。但丑话说在前头，要是被查了，我不负责。”
百分之五，就是二百五。卓全峰想了想，这钱值得花。
“行。陈主任，以后可能长期合作，还请多关照。”
“好说好说。”
托运的事解决了。卓全峰回到招待所，三人开始采购。高第街进了两百条牛仔裤，十三行进了一百只电子表、二十台录音机、一百个计算器，一德路进了五十斤海参。总共花了四千八百块。
货打包好，送到货运站，交了二百四十块的“打点费”，拿到了托运单。
“三天后到哈尔滨，咱们坐火车回去，正好接货。”卓全峰小心地收好单据。
采购完成，还有一天时间。卓全峰决定去深圳看看——来都来了，必须去看看特区。
坐了两个小时大巴，到了深圳。眼前的景象，让三人再次震撼。
到处是工地！脚手架林立，塔吊旋转，打桩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街道比广州还宽，楼房比广州还高。最醒目的是那些巨幅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
“这……这是在盖城啊！”孙小海喃喃道。
他们去了罗湖口岸，隔着铁丝网能看到香港那边的高楼大厦。去了国贸大厦——当时全国最高的楼，坐在旋转餐厅吃午饭，一顿饭花了三十块，心疼得孙小海直咧嘴。
但卓全峰觉得值。从旋转餐厅望出去，整个深圳尽收眼底。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到处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气息，扑面而来。
“看见了吗？”卓全峰指着窗外，“这就是特区速度。咱们东北太慢了，得跟上学。”
“怎么学？”王建军问。
“解放思想，大胆干。”卓全峰说，“回去后，咱们合作社也要改革。学习深圳的经验，搞承包，搞激励，搞创新。不能光靠山吃山，要走出去，引进来。”
从深圳回来，三人坐上了回东北的火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包小包，都是去北方进货的南方人，或者从南方进货回来的北方人。改革开放的浪潮，已经席卷了这片古老的土地。
火车开动了，广州的高楼渐渐远去。孙小海看着窗外，突然说：“全峰，我好像做了场梦。广州那些高楼，那些市场，那些人……跟咱们东北完全不一样。”
“是不一样。”卓全峰也看着窗外，“但很快就会一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会吹到东北，吹到咱们靠山屯。咱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迎接这春风。”
“能吹到吗？”
“一定能。”卓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