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摘下耳机，放在桌上。
王姐和李浩都看着她。
“他说了什么？”王姐问。
伍馨把对话内容复述了一遍。
房间里陷入短暂的沉默。
只有电脑风扇还在嗡嗡作响。
“风险很大。”王姐最先开口，“如果被扣上‘勾结境外势力’的帽子，你在国内就彻底完了。舆论会一边倒——不管纪录片拍得多好，他们只会说你在找外援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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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推了推眼镜：“但从技术角度看，这个计划有可行性。纪录片不直接提及伍馨，只报道艺术生态和资助事实。就算黄昏会想攻击，也很难找到直接的把柄。”
“他们会制造把柄。”王姐说，“比如，说那个欧洲媒体是‘反华势力’，说纪录片是‘文化渗透’。他们不需要证据，只需要口号。”
伍馨站起身，走到窗边。
阳光已经完全铺满了街道。
早点摊前排起了队，上班族匆匆走过，学生背着书包等公交。一切都那么平常，那么真实。
而她站在这里，思考着一个可能改变一切的决定。
“我们需要数据。”她转过身，“李浩，查一下卡尔森说的那家欧洲媒体。背景，立场，过往作品，政治倾向。”
“已经在查了。”李浩说。
中间屏幕上，信息开始滚动。
“欧洲文化视野传媒公司，注册地在卢森堡，实际控制人是卡尔森·冯·霍恩海姆家族信托。旗下有三个电视频道，一个流媒体平台，主要播出文化、艺术、纪录片内容。政治立场——中性偏左，注重多元文化保护，曾制作过关于亚马逊雨林原住民、非洲口头传统、中东古代手工艺的纪录片。获奖情况：三次艾美奖提名，一次获奖；两次戛纳电视节金狮奖……”
王姐凑过去看。
“看起来……很正规。”
“太正规了。”伍馨说，“正规得像个陷阱。”
李浩继续滚动页面。
“查一下他们和中国相关的报道。”伍馨说。
屏幕刷新。
“过去五年，制作过关于中国书法、景德镇陶瓷、苏州园林的纪录片。评价——客观，深入，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采访对象包括中国学者、艺术家、手工艺人。播出后，在中国文化圈有一定好评。”
伍馨走回电脑前。
她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输入那家媒体的名字。
首页设计简洁，黑白色调，头条正在预告一个新的系列——《消失的技艺》。
她点开预告片。
两分钟的视频。
镜头掠过挪威的峡湾，印度的染坊，秘鲁的织布机，最后定格在中国西南的群山。音乐是低沉的大提琴，混着若隐若现的、少数民族的吟唱。字幕浮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有些技艺正在消失。有些人在守护。这是他们的故事。”
预告片结束。
伍馨关掉页面。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闪过很多画面。
那些年轻艺术家的脸。他们收到资助时的惊喜。他们创作时的专注。他们作品里那种 raw 的、未经雕琢的生命力。
还有网上的谩骂。
那些说她“敛财”的指控。
那些说她“虚伪”的嘲讽。
如果这个纪录片能拍出来……
如果那些艺术家的故事能被世界看见……
那么，星光计划就不再是她一个人的辩护词，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温暖的事实。
“王姐。”她睁开眼睛，“如果我们同意，需要做什么？”
王姐想了想：“第一，提供星光计划资助的艺术家的名单和联系方式——当然，要征得他们同意。第二，提供资助的流水记录，证明资金确实用在了艺术家身上。第三，可能需要配合摄制组，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但不出镜。”
“风险呢？”
“最大的风险是——摄制组里可能有黄昏会的人，或者被黄昏会收买。他们可能会故意扭曲采访，断章取义，把纪录片拍成‘揭露中国贫困艺术家被利用’的负面报道。”
伍馨点头。
这个风险，确实存在。
“李浩，能监控摄制组吗？”
“很难。”李浩摇头，“他们在海外活动，通讯加密，人员背景不明。我们最多只能通过公开信息，查一下导演和制片人的过往作品。”
“查。”
键盘声再次响起。
十分钟后，李浩说：“导演叫安娜·施密特，德国人，四十二岁，专攻人文纪录片。代表作《最后的游牧民族》，讲蒙古草原的生态变迁，拿了艾美奖。制片人是马克·勒布朗，法国人，五十岁，以前是战地记者，后来转做纪录片。政治立场——安娜偏环保主义，马克偏人道主义。都没有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