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理，”她开口，“‘童趣图书’的 slogan 是‘把最好的故事带给每一个孩子’，对吧？”
“是……是的。”
“那您觉得，”伍馨的声音很平静，“对于一个山区孩子来说，什么是‘最好的故事’？是包装精美的童话书，还是有人愿意在他们被质疑、被污蔑的时候，依然相信他们值得拥有那些书？”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明天上午十点，我们会组织第一批媒体前往山区实地探访。”伍馨继续说，“全程直播，没有任何剪辑。如果您和您的团队有兴趣，可以派代表一起参加。亲眼看看那些孩子，看看那些即将成为图书室的空房间，然后再做决定。”
她停顿了一下。
“当然，如果您觉得没必要，我尊重贵公司的选择。”
又是沉默。
这次更久。
伍馨能听见电话那头隐约的键盘敲击声，还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李经理应该是在查看什么文件，或者在跟旁边的人低声交流。
“把……把媒体探访的具体安排发给我吧。”李经理终于说，声音比刚才软了一些，“我请示一下领导。”
“好。”
第三个电话、第四个电话……
凌晨两点到三点，伍馨接了七个电话。
办公桌上的咖啡已经彻底冷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脂膜。王姐中途进来过一次，默默换了一杯热的，又放了一碟切好的水果。伍馨吃了一口苹果，甜脆的汁液在嘴里化开，但味蕾却像麻木了一样，尝不出太多味道。
她说话说得嗓子发干，每次挂断电话都要喝一大口水。水是温的，顺着喉咙流下去，暂时缓解了那种灼烧感，但很快又会卷土重来。
大多数合作方的态度都是犹豫的。
他们相信伍馨，或者至少曾经相信过。但商业世界有自己的逻辑——风险控制、品牌形象、股东利益。当舆论的浪潮拍打过来时，最先动摇的往往是那些站在岸边的人。
“伍小姐，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
“公司有规定，这种舆情环境下必须暂停合作……”
“再等等看吧，等风头过去……”
类似的话，伍馨听了太多遍。
她耐心地解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事实——财务透明、第三方审计、媒体实地探访。她的声音始终平稳，逻辑清晰，甚至还能在恰当的时候提起对方公司曾经的理念或承诺。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每一次解释，都像是在已经疲惫不堪的身体上又加了一块石头。
凌晨三点十分，第八个电话打来。
这次是“优学教育科技”的创始人陈总——一个四十出头、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也是“星光计划”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去年冬天，他亲自带队去了山区，给孩子们带去了第一批平板电脑和在线课程。
电话接通，陈总没有寒暄。
“伍馨，我看到新闻了。”他的声音很沉，“你现在怎么样？”
这句话让伍馨愣了一下。
之前的七个电话，所有人问的都是“项目怎么样”、“资金怎么样”、“舆论怎么样”。没有人问过她“你怎么样”。
“我还好。”伍馨说，声音里终于泄露出一丝疲惫。
“撒谎。”陈总直接拆穿，“凌晨三点还在接电话的人，不可能‘还好’。”
伍馨苦笑了一下。
窗外，一辆垃圾清运车驶过，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办公室里，加湿器喷出细细的水雾，带着淡淡的柠檬香薰味道。伍馨揉了揉太阳穴，那里正在一跳一跳地疼。
“陈总，您打电话来是……”
“我打电话来是想告诉你，‘优学教育’的捐赠不会停。”陈总说得很干脆，“不仅不会停，如果其他合作方撤资造成资金缺口，我们公司可以追加百分之二十的预算。”
伍馨握紧了手机。
“陈总，您……”
“我去年去山区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孩。”陈总打断她，声音低了下来，“大概八九岁吧，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坐在漏雨的教室里，用我们带去的平板电脑学英语。她学得特别认真，手指在屏幕上划，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跟读。”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陈总应该点了支烟。
“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命学。她说，她爸妈在城里打工，每年只能回来一次。她学会了英语，以后就能去城里找他们，还能帮他们跟外国人说话。”陈总深吸一口气，“伍馨，我做教育科技十几年了，见过太多孩子。有的孩子什么都有，但就是不想学。有的孩子什么都没有，却拼了命想抓住每一个机会。”
烟味仿佛透过电话线传了过来，带着一种粗糙的真实感。
“那些在网上骂你的人，有几个真的去过山区？有几个真的见过那些孩子的眼睛？”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