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奈温开始推行所谓“有特色改良式社会主义”，将个人意志强行注入国家意识形态。
他推动“仰光社会主义纲领党”成为全国唯一合法政党，随即宣称将通过国有化政策，对私营经济发起猛烈的打击。
可真实情况是什么呢？他再度开启了“自己人搞自己人”的旧戏码。政策公布的第一时间，缅南政府军便悍然向华人动手。几乎大半华人的商铺、银行和学校，被武力强行接管。
仰光方面掌控的缅地七省，无一例外地掀起了对华人的驱逐与强制掠夺。而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几乎各国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穷得无法生存。华人善于理财，生性节俭、爱储蓄，于是当时东南亚各国所谓的“第一桶金”便是通过掠夺华人来获取的。
说来讽刺，当时唯一独善其身的是暹罗。这个彻底倒向花旗的国度，仅仅是要求境内华人必须强制更改国籍、名字，不得使用中文名，融入社会即可。虽然也是打压，却已是当时最和善的“措施”了。
至于结果，显而易见——没有活路的华人只能大量迁移。对缅地而言，七省之内华人商户纷纷离去，涌入七族聚集区域。这一事件，对缅地影响至深至巨。
因为，真正为早年缅地创造财富的主力军，正是华人和洋人。而缅族数百年来，不过是在土地上刨食。随着洋人离去、华人逃离，七省的经济就此一蹶不振。
七族的情况各异，华人流民的命运也各不相同。逃往资源丰富地区的华人，逐渐成为远洋商人；去往资源贫瘠之地的，则沦落为黑恶势力。
缅地之殇，由此绵延不绝，持续数十年，依旧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老话常说人倒霉时，连喝口凉水都会硌到牙根，奈温执政阶段的各项举措，几乎处处透着失策。他对外表态有意与华夏交好，还宣称借鉴学习发展经验，摆出亲和共处的姿态。
可实际行事却截然相悖，一边大肆侵占当地华人资产，一边调遣兵力清剿缅共武装，区域局势一步步滑向难以挽回的险境。
真正让缅地彻底陷入发展困局的，还要数周边外部格局的剧烈变动。就在奈温对内对外接连施策之际，老挝政坛骤然爆发政变。
在花旗中央情报局的暗中策划下，库帕拉西与西何派系势力在万象骤然发难，武力挟持富马亲王，逼迫贡勒所部军队与右翼武装合并，中立派官员被迫离开都城，老挝中央政府运作彻底陷入停滞。
此后花旗军工势力强势入局扶持右派执掌政权，为右翼军队输送大批军械物资，正式着手武力掌控中南半岛区域。CIA则扶持王宝将军登上高位，军方也将其麾下苗族武装整编为特种部队，展开专业化军事训练。
自五月十七日起，花旗战机频频出动，对巴特寮解放区展开密集轰炸，战火硝烟肆意蔓延。
空域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随之不断升级，时隔一月，花旗国会通过国防部计划，索性扩展作战范围，启动针对中南半岛的武装侦察行动，还将北越划入作战打击范畴，地区战火就此再度升级。
同一片地缘格局里，暹罗却迎来截然不同的发展拐点。中南半岛诸国深陷战火泥潭，1964年的暹罗却在军政府高压管控下维持着表面安稳，凭借深度绑定花旗的外交策略，成为东南亚逆势崛起的特殊存在。
这一年恰逢暹罗第二期国家发展规划正式启动，恰巧花旗敲定全面武力介入中南半岛的决策后，暹罗率先享受到战略红利。花旗开始源源不断向当地输送技术人才，同时拨付巨额经济援助，意图将暹罗打造成稳固的前沿军事据点，服务自身东南亚战略布局。
军政府同意敞开国门，允许花旗方面在本土部署B-52战略轰炸机，修建规模庞大的空军基地，还把东北部乌隆府口岸打造为美方后勤补给与情报搜集核心枢纽。
暹罗军政府不仅应允花旗方面空军入驻作战，还签署合作协定，引进美式战机，由本国飞行员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同时抽调地面部队协同花旗军队奔赴中南半岛各地作战。
花旗方面也将视作维系自身东南亚外交布局的关键力量，多重加持之下，暹罗经济顺势腾飞，迈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彼时天竺国内同样暗流涌动，局势动荡不休。1961年华夏顺利度过粮食短缺难关，可1962年天竺却爆发大范围饥荒，灾情绵延两年之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持续恶化。
这场危机根源在于发展规划失衡，尼赫鲁执政期间倾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全然忽视农业根基发展。
国内始终没能推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传统森严的阶级体系根深蒂固，世袭把控土地的地主阶层坐拥大量资源，非但不会主动赈济灾民，反倒借着粮食紧缺的契机哄抬粮价，牟取私利。
寻常灾荒往往会抑制人口增长，这一规律在天竺却并不适用。当地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