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他指着书房里的水运仪象台模型，对子孙说：\"此器虽毁（注：靖康之变中被毁），然法不可绝。\"这句话竟成了预言——700多年后，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用整整一章论述苏颂的贡献，将水运仪象台称为\"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宋史·苏颂传》评价他\"经史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在古代中国堪称独一无二。他既是沈括《梦溪笔谈》中\"验质寻味，穷理尽性\"的科研同僚，也是苏轼笔下\"温厚长者，而经纬万端\"的政治盟友，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将科学思维融入治国理政的\"技术官僚\"。

    今天再看苏颂的一生，会发现他的两大超前之处：一是\"实证精神\"——无论是修订本草还是建造仪器，都强调\"验之以物，考之以理\"；二是\"系统思维\"——将天文学、机械学、医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这种特质，让他在理学盛行的北宋显得格格不入，却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