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时，朕下诏令荆州民众所出户赋、徭役折算为钱，用于招募船工造船，不知情况何如？”
张虞审查尚书台文书，忽而问道：“可有台吏至郡县督察民情？”
“禀陛下，台中去岁曾两次遣人查访，据官吏所报，及观去岁所下修补政令，民间以钱抵赋税，其影响甚大。”
杜畿拱手说道：“乱世之下，五铢钱本无人问津，而自陛下下诏起，中原商贾车载钱币入荆州。民众先以粮换钱，再以钱缴赋税。官府以钱币募船工，众多不愿受钱，刺史不得已求我台调配辎重。”
“经臣与丞相商议，调发粮草一百万石，盐十万石以援荆州，以换购船工手中五铢钱，并严令大族遣人兑粮。故去岁秋冬以来，钱、粮之价遂渐稳。去岁秋赋民踊跃以五铢钱抵赋，船工以钱兑粮，民间市津畅通。”
用五铢钱缴赋，荆州士民肯定是愿意，毕竟两汉生产出来的五铢钱太多，且在乱世背景下，粮草才是硬通货，而五铢钱反而价值越来越低。
官府按相对合理的钱粮比来五收税，而不少商贾抓住机会，用低价收中原五铢钱，之后再卖给荆州士民。荆州百姓以粮换钱，再用于缴纳赋税。其中两重程序下，商贾赚了笔钱，荆州士民用粮换到更多的钱。
官府收到五铢钱，民间百姓担心五铢钱会贬值，船工不愿以钱币为五铢钱。而为了稳定市场，尚书台从其他地区抽调物资用来平稳物价，有了官府的背书，荆州地区的钱、粮比渐渐稳定下来。
去年秋赋，荆州维持了五铢钱抵税的政策，则是让民间看到政策的持续性，五铢钱与粮、盐比渐渐回到官府所制定折算比的区间内，大体是稳定了物价。
今荆州物价大体回落到乱世前的较高水平，如一斗盐兑五斗多的粮，折算成钱为一百钱，一石盐为一贯钱。而依照正常的比例，盐：粮在1:5，一石盐为八百钱。
张虞沉吟了下，问道：“赋税折钱既可行，朕欲在中国推广，不知杜卿以为如何？”
“不妥！”
杜畿沉吟少许，说道：“赋税折钱虽便利于官府收取赋税，但边疆州郡常粮贵而钱贱。而陛下悉以五铢钱为度支，调配于军费时，则会因粮价不同而军费折算不同。故赋税折钱虽利于百姓，但却不利朝廷与边民。”
赋税折钱与大明推行的一条鞭法无区别，仅是大明用银子为货币，而今用五铢钱为货币。杜畿所说推行赋税折钱的弊政，与大明推行一条鞭法后出现的弊政几乎一样。
国家用赋税折钱有利于货币充足的地区，且粮价稳定的地方。而放在边疆地区，赋税折钱法恐会不利于当地百姓。毕竟二地的粮价不一样，低粮价地区收取的钱，花在高粮价的边境，朝廷手上的货币就会出现贬值。
如历史上，大明执行一条鞭法时，南方多银，北方少银。北方百姓为了缴纳赋税，便会出现钱荒，大户向百姓提供兑银服务，趁机以低价收购粮草，从而达到收割目的。
而在政府层面，朝廷在低粮价的东南地区收到银赋，在高粮价的动荡地区如辽东，需要花费数倍于东南粮价的银子才能买到粮谷，辽东地区甚至会出现银贱而粮贵的现象。
如以一贯为赋税，在荆州能买到五石米。换到凉州地区，可能就是四石米，其中货币贬值了20%，这对朝廷而言，若想换购同等粮草，需要支付一千二百钱才能在凉州地区买到五石米。若是动荡年间，一贯钱贬值50%，或是100%都不足为奇。
因此，杜畿指出了张虞试图推行的赋税货币化最大的问题，即物价在不同区域会有浮动。
当然了，如果张虞强行推行赋税货币化的话，会比大明更有优势。因为大明缺少法定货币，银子分布又极度不均衡，不像有两汉四百年发售多达数百亿的五铢钱为法定货币。
思虑半响，张虞放弃赋税货币化的念头，说道：“天下动荡不安，粮价起起伏伏，不宜以钱抵粮而缴赋，但募役法可继续推行，让百姓以钱抵役。其中麻、绢为通用之物，今可稍改荆州赋税，除粮谷外，钱可抵帛、麻为赋。”
赋税货币化对物价的稳定性有极高的要求，货币贬值会严重影响国家来年的支出，或许到了近现代随着生产力的跃进，及国家地缘政治稳定，才有推行赋税货币化的基础。
既然不具备赋税货币化的基础，张虞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徭役与麻、绢实体赋税上执行货币赋税化，单独以粮为实物税。
为何单独将粮用于实物税征收？
则是考虑到粮价在不同时期、地区浮动大，朝廷手上有足够的粮草能够更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比如水灾、干旱、兵祸等一系列灾难性事件。
如果将麻、绢、锦等物品当做实物税征收，可能会出现蜀汉后期的极端现象。
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下，确立以蜀锦为国家性支柱性产业，用蜀锦向魏吴获取资源，及向百姓兑换粮草，形成较为良性的循环，并得以北伐。
但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则是